“这将是有史以来国家支持创新药发展最全面、力度最大的文件博股论金。”

今年3月，网上流传出一份题为《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

虽然尚未获得官方确认，但有业内人士向《健闻咨询》透露，该文件落地的可能性很大，4月份发布的多篇地方性政策，便是该文件落地的前奏。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行业风起云涌。前有跨国药企扔下一枚枚重磅炸弹，阿斯利康、诺华、强生先后以数十亿美金的价格收购国内Biotech公司，为被套牢的投资人打开了一条新的上岸通道；后有政府方面不断推出新政策，对从创新药定价到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细化讨论。

BD（业务拓展）交易也依然火爆。当国内的IPO通道逐渐狭窄，一级市场资金流逐渐干涸，创新药企们不得不转向海外谋求生路。

政府方面同样意识到企业面临的困局，尝试从政策层面为创新药松绑，例如，4月17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布的文件中提出，“对国谈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涉及的诊疗项目，不受医疗机构总额预算指标限制”，使创新药摆脱医保政策的限制。

中国创新药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局与新机遇，出海时代的Biotech如何把握新航向？

国外药企狂买中国Biotech

2023年被称作“中国创新药出海元年”。

在经历了2022年度药企出海频繁折戟的阴霾之后，中国的创新药管线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据医药魔方统计，2023年我国有近70笔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数量较2022年增长32%；交易总金额超过465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69%。

其中，百利天恒将HER3/EGFR双抗ADC产品BL-B01D1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授权给BMS，创下之前行业最高交易纪录：84亿美元；诚益生物与阿斯利康关于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ECC5004的授权合作，交易总额超20亿美元；此外，药明生物与GSK、恒瑞医药与默克、亨利医药与诺和诺德等十余起授权合作，交易总额都超过10亿美元。

进入2024年第一季度，BD交易持续火热，据不完全统计，共计达成License-out交易24笔，其中已披露的10笔交易金额累计近150亿美元。

比起自主出海，License-out“借船出海”已经成为大多数本土创新药企进军全球市场的“主通道”。

“License-out可以说是biotech公司最好的选择。”医药领域资深从业者王晶（化名）表示。自从1976年世界上第一家biotech公司基因泰克诞生，业内涌现了不计其数的biotech公司，其中能够长期独立发展的寥寥无几。

许多biotech公司在成立之初都曾怀揣着成为biopharma的梦想，但制药产业链中早期所需的研发能力与中后期所需的临床能力、生产销售能力不可一概而论，大多数biotech公司并不具备后者。

王晶指出，对biotech公司来说，最终的归宿还是将项目卖掉，以及将公司卖掉，“如果公司能卖到几十亿美金就很不错了。”

中国的创新药行业正在从管线对外授权走向公司并购。

从2023年底至2024年初，短短半个月内国内就发生了三起创新药企并购案：2023年12月26日阿斯利康宣布收购亘喜生物，2024年1月5日诺华宣布收购信瑞诺医药，以及1月8日强生宣布现金收购安博生物。

开春以后，3月25日，美国生物制药公司NuvationBio宣布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葆元医药；4月3日丹麦生物技术公司Genmab宣布收购普方生物。

其中披露了交易金额的亘喜生物、普方生物、安博生物、信瑞诺医药四家，分别卖出了12亿美元、18亿美元、20亿美元、33亿美元的高价。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起令人瞩目的大额并购案的收购方均为外国药企，叠加2023年以来如火如荼的BD交易，引发了部分从业者对国内创新药优质资产流失的忧虑。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局面，使得来自海外的BD和并购几乎成为中国创新药企的唯一退路，还要从中国创新药行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市场环境说起。

2015年7月2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发出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公告(2015年第117号)，组织对已申报生产或进口的待审药品开展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

药监局领导在发言中指出：药物临床试验中的问题比较严重，不规范、不完整的问题非常普遍，不可靠、不真实、弄虚作假的问题确实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药品审批的正常进行。

以“722”事件为起点，国家开始对新药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并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路径。

另一方面，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并从事医药工作的一批华人，这一时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2010年后纷纷回国创业或加盟国内药企，成为国内创新药行业的中坚力量。

例如打造出泽布替尼的百济神州，其创始人王晓东是中国第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曾就职于多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君实生物创始人陈博曾就职于礼来等大型药企。

至2018年4月，港交所新生效的上市规则中，“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的第18A章在国内生物科技公司激起千层浪，为未盈利企业打开了一道口子；科创板紧随其后，在2018年11月宣布设立后，允许符合条件的未盈利企业申请在科创板上市。

未盈利企业可以上市，对资本来说有了更加清晰的退出路径，彻底打通了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闭环，将创新药投资推向2021年的最高峰。在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下，创新药发展进入快车道。

据医药魔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领域一级市场融资额从2017年的146亿元跃升至2018年306亿元、2019年344亿元，再至2020年的869亿元、2021年的877亿元。同一时期，二级市场融资额则分别为19亿元、215亿元、235亿元、888亿元，700亿元。

几年间，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百济神州相继敲钟上市。这时候的创新药企没有人愿意License-out，正如王晶所言，成为biopharma几乎是每一家biotech公司的梦想，资本市场短暂的繁荣给了创新药企们追求梦想的勇气，建工厂、扩产能、招销售团队，药品的商业化不假他人之手。

然而，繁荣总有尽头。自2021年下半年起，创新药二级市场频频破发，信达生物从最高点的107港元/股跌至如今约40港元/股；君实生物从最高点220港元/股跌至约30港元/股；百济神州的股价最为坚挺，也难逃上市即破发的命运，从177港元/股的发行价跌至如今的130港元/股。

资本开始逃离创新药市场，2022年，国内创新药一级、二级市场融资额分别掉到433亿元、381亿元，2023年分别仅为309亿元、215亿元。

药企们不得不持续裁员、卖管线、砍项目，以控制成本、快速变现，应对看不到尽头的行业寒冬。

2022年11月15日这一天，便出现了和铂医药、基石药业、和黄医药三家药企接连宣布卖厂房、工厂停运、收缩管线的场面。

跨国药企们看准时机，开始入场抄底。

Biotech卖身：投资人们的上岸新通道

“BD的火爆是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医药投资人李聪（化名）分析。

一直以来，创新药行业有着“研发周期10年、耗资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的公认定律，新药研发是一场胜败未知的长线作战，药企研发所需的资金来自一二级市场的融资以及已上市药物的利润。

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比起出售资产，License-out显然是更优选择，药企作为授权方，可以持续获得更多的里程碑收益。

对卖方而言，眼下融资困难，急需通过License-out获取资金为公司续命；对买方而言，在行业下行期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管线授权。

在买卖双方背后，还有另一个角色推动着这些跨国交易的发生——投资人。

投资人江敏曾考察过某个创新药项目，但并未参与投资。这家公司上市后股票一路高涨，而后又在顶点断崖式下跌。

投资机构的领导问江敏为何不投这个项目，江敏直言并不看好这家公司，认为他们做不出药来。“每个投资人入场的动机并不相同，有人想做长线投资，就要承担产业责任，也有人坦率地承认就是入场割韭菜。”江敏坦言，有些投资机构动作足够快，在行业最繁荣的阶段，创新药企们估值一路拉高的过程中挣到钱后，就及时退出了。

剩下的投资人则被套牢在赌局中，“资本市场能够赚到钱的总是少数人。”李聪表示，创新药企背后的投资人们都在寻求新的退出机会，然而，在当下IPO政策逐渐收紧的形势下，很难再重现几年前港股18A、科创板的繁荣景象。

那么，投资人就不能再将二级市场作为最核心退出路径来考虑。“但投资机构总归还是要做投资、要挣钱的，于是只能在一级市场寻求收并购、股权转让等退出机会。对投资人来说，药企能够获得License-out或收并购的机会，总比被套在里面退不出来要好，只是收益不会很高。”License-out与收并购成为创新药企们纷纷追求的“上岸通道”。

以诚益生物为例，据公开资料，自2018年成立以来，诚益生物于2018年、2020年、2023年获得三轮融资，融资金额分别为亿元级、超亿元、1.8亿元人民币。

2023年，诚益生物将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ECC5004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授予阿斯利康，用于包括肥胖症、2型糖尿病和其他合并症的潜在治疗。通过这项授权合作，诚益生物将获得1.85亿美元的首付款、高达18.25亿美元的未来临床、注册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仅从阿斯利康获得的首付款金额，就已经超过诚益生物成立以来全部融资额的总和。比起当下正处于寒冬的一级市场，License-out显然回血更快。

在收并购方面，今年4月初以18亿美元全现金交易的方式被丹麦药企Genmab收购的Biotech公司普方生物，此前已经完成了至少四轮融资，投资人包括险峰旗云、高榕资本、长安资本、红杉中国、元禾控股、礼来亚洲基金等机构。

其中，最新的一笔融资就发生在今年2月，被Genmab收购的的两个月前。据业内人士透露，这轮融资后普方生物的估值约为3亿美元。对最后一轮融资的投资人来说，回报来得如此之快。

和波动性很高的二级市场不同，上述的退出路径发生在一级市场，李聪认为，“一级市场是更加强调价值的市场，买方在交易前会再三斟酌这笔资产是否真正有价值、是否有益于自身业务协同发展、是否能够创造现金流，在此前提下，对Biotech的估值就会非常趋近于合理。”

天平的两端：医保控费与创新药发展

在创新药市场，中国药企实现了从License-in到License-out的角色转变，背后是中国医药行业的加速转型升级。从商业化选择上看，国内创新药企出海也是必经之路。

根据BCG援引EvaluatePharma的数据，2021年全球创新药市场约为830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占比为55%，而相比之下中国创新药市场仅占全球的3%。

从中美两国药品销售结构来看，根据BCG数据，2021年，美国创新药销售额占其所有药品销售额之比为79%，而国内创新药销售额占比仅占全国药品销售额的11%，显然海外发达国家的创新药市场更加广阔。

对比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在其整个健康保险费用的占比为40.14%，而据银保监会2023年下发《关于进一步丰富人身保险产品供给情况的通报》，2022年商业健康险赔付支出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比例的5.3%。

我国当前的医疗保险仍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医保基金需覆盖约13.34亿人的医疗、用药需求，因此对创新药的支付力度仍旧有限。在国内市场，创新药企们必然要面对集中采购及医保谈判的控费压力，导致创新药的定价空间被压缩。

从过往在海外上市的本土创新药来看，泽布替尼、西达基奥仑赛、本维莫德、特瑞普利单抗和呋喹替尼在美国的定价可以比中国本土定价高数倍到数十倍。选择出海的创新药，明显获得了更高的单品利润回报。

在国内市场，创新药企就必然要面对医保谈判环节的博弈。

一位在医保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业内人士周云（化名）告诉《健闻咨询》，近几年来国家医保谈判中涉及的药品，降价的幅度通常在60%以上甚至更高。为了在谈判中掌握更多的筹码，药企往往会抬高药品定价，为平均降价60%的幅度留出空间，“即便谈判前有评审、咨询等环节，医保局也很难通过成本来确定药品的合理定价，计算结果并不精确。”

今年2月5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建立新上市化学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 鼓励高质量创新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明确创新药定价问题。

同时，面对创新药领域的行业变化，今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行业发展。

今年3月，网上流传出一份题为《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文件部署了主要任务，包括加快创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优化创新药审评审批机制、加快创新药配备使用、提高创新药多元支付能力、丰富创新药投融资支持渠道等。

“这将是有史以来国家支持创新药发展最全面、力度最大的文件。”周云介绍，据他了解，《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落地的可能性很大，4月份发布的多篇地方性政策，便是该文件落地的前奏。

4月1日、7日、9日，珠海、广州、北京三地先后发布促进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相关文件。17日，北京市医保局再度发文，从创新药械研发、临床实验、审评审批、生产制造、流通贸易、临床应用等八个方面提出32条促进创新医药发展的举措。

在北京市医保局4月17日发布的文件中，有一条极具突破性的条款：对国谈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涉及的诊疗项目，不受医疗机构总额预算指标限制；对需要开展绩效考核和总额预算管理（BJ-GBI）质量评价的医疗机构，剔除国谈药、创新诊疗项目对人均药品费用、人均医疗费用等相关指标的影响。

“这是在以往的医保政策中从未出现过的说法。”周云表示，“这意味着创新药将彻底摆脱医保政策的各种限制，在临床中真正使用起来，解决了医院从前因报销比例限制而不敢用药的问题。”

医保控费与创新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挂在天平的两端。

在创新药产业起步更早的欧洲市场，最初采取的是与美国相似的市场定价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创新，使欧洲在20世纪中期成为全球生物制药产业的研发中心。在高昂的药价与老龄化的压力之下，欧洲各个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开始承压，不得不出台新政策强硬控价。

“医保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挨骂’的角色。”周云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带量采购、医保谈判、支付方式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医保基金的可持续问题。然而，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医保基金的有限性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

这种局面之下，商业保险将成为弥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缺口的唯一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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